点击查看西安事变是实现国共团结抗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过程中的关键历史节点。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兵谏”，在西安逮捕了蒋介石。如何解决这一突发性事件，服务于抗日救国大局，成为中国共产党面临的一大考验。
和平解决西安事变
1936年12月13日，西安事变发生后的第二天上午，张闻天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对西安事变的处理方针。毛泽东首先作报告，肯定“这次事变是有革命意义的，是抗日反卖国贼的，它的行动、它的纲领都有积极意义”，这一意见也得到了与会者一致认可。但就具体事变的方针，由于事发突然，具体情况尚不了解，与会者的认知也不尽一致。张闻天和往常一样，在此次大会上，先听了报告和讨论后才讲话。
在张闻天看来，会上有两种相互联系的思想倾向值得警惕。一是关于政权组织形式，主张将西安设立成实质性的“政府”，与南京政府形成对立格局，从而形成以西北影响全国的抗日局面；二是在对待蒋介石的问题上，主张“审蒋”“反蒋”“除蒋”，让蒋介石接受全体人民的公审。同时，一些负责人存在对形势的判断与估计过于乐观，对蒋介石在国民党内的地位估计不足，认为“旗帜一举，便能天下响应”。如何对待党内存在的不同主张与不同情绪？张闻天以扎实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站在全民族利益出发的角度，强调“应领导走到顺利的方向，不要急躁”。
因此，张闻天首先在讲话中对这一事变性质进行了揭露，将此次突发性事件看作是国民党内部抗日派与亲日派之间矛盾的对立，是矛盾尖锐对立而引发的事变。以张学良为代表的东北军面对蒋介石给予的两个选择——一是坚决实行“剿共”政策，攻入陕北苏区；二是将东北军调往福建，将陕北苏区让出来，让中央军来剿，是难以周全之下、长期历史积淀下发生的突变。同时对于这一事件，他也表明张学良这次突发性的行动将推动抗日局势向全民族共同抗日方向发展，充分肯定了这一事变对于整个抗日救国大局的积极意义。对于张学良、杨虎城，他认为应该给予坚决支持，积极发挥外面干部的作用，重视西安方面的工作；对待南京政府，应该尽量争取，联合非蒋系群体，扩大团结统一范围，促进这一事件的和平解决。
事变发生后，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而复杂的反应，其中，大多数都是围绕蒋介石与张学良、杨虎城进行讨论解决。南京政府内部的宋子文、宋美龄力主保蒋，立即请与张学良、蒋介石都有私交的端纳前往西安了解事变动态，希望通过和平谈判解决该事变，及时遏制住何应钦指挥的大军开进。
随着事变进程的充分显现与各方利益诉求的逐步发酵，中国共产党人亲赴西安了解事态，很快证明了在1936年12月13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两种思潮的不太妥当，“以西安为中心”和“审蒋、讨蒋、反蒋”是不合时宜的，是无法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中共很快确立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12月19日，中共中央再次就西安事变问题召开会议，由张闻天主持。张闻天就西安事变继续指出了两种解决前途——一是和平解决，实现全面抗日；二是内战危机的急剧增加，强调了中国共产党应该以抗日为中心，解决好主要矛盾，即民族矛盾，应该坚定地抗日而非反蒋，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同时，张闻天在此次大会上的讲话也与毛泽东的报告相得益彰，毛泽东在此次大会上阐述了“分两手”的思想，概括为“和平调解”与“防御战”，即坚定不移地走和平调解的道路，也不怕南京政府敌对分子的攻击与压力；也进一步指出两种调停方法，一是用文章调停，二是用武装调停，即政治上争取和平的同时，也要做好武力制止的准备。大会产生了《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及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通电》《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的任务的指示》两个文件，这两个文件为中国共产党解决西安事变的基本方针和党的任务的形成起到了积极作用。
“奔走”各方调停
1936年12月27日，张闻天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目前的政治形势和方针。在蒋介石回到南京的背景下，根据此前提出的两个前途进行分析（一是全面抗日，二是内战危机的扩大），他指出，现在结束内战的前途大于内战危机加剧的前途，但仍要实事求是地分析，料想到在这中间一些可能发生的障碍。如张闻天所料，蒋介石在回到南京后，便制造出来一系列“障碍”。张学良一入南京立即被拘留，西北的政治局面与军事处境又显得岌岌可危了。在此过程中，张闻天与毛泽东、周恩来等共产党人一起，为制止内战、“奔走”调停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
面对张学良被扣可能引发的一系列连锁反应，张闻天于1937年1月2日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从抗日大局的主要矛盾出发，再次强调了面对蒋介石的举动，我们的方针仍然是争取他，要向亲日派积极斗争，要蒋介石履行承诺，团结御侮，共同抗日。在具体部署方面，1月5日，张闻天、毛泽东联合致电在西安的周恩来、博古。在政治上，要求释放张学良；在军事上，要求彭德怀、任弼时令红十五军团离开陕西南部。同时，为支援东北军和十七路军，要求红一军团以及红十五军团全部立即急行军南下。在白区工作方面，张闻天、毛泽东还联合致电上海地下党潘汉年速与宋子文接洽，要宋子文实践承诺，履行周恩来在西安与蒋、宋商定的“停战撤兵”“西北交张学良处理”等六项条件。
面对蒋介石1937年1月9日抛出的甲乙两种谈判方案，张闻天、毛泽东积极同周恩来、博古电报往来，协调各方。为打破西北的政治军事局面，分化中共、东北军、十七路军“三位一体”局面，蒋介石提出的两种方案都围绕着东北军、十七路军的去留问题进行展开，甲方案大意是东北军进入甘肃，十七路军驻陕，红军则返回陕北，中央军驻西安和陇海线。乙方案不同之处主要是十七路军调防甘肃，东北军东移安徽、河南。选择乙方案，对东北军有利，因为安徽、河南两地较甘肃更为富裕，可这样一来，西北方面的“三位一体”便不复存在。面对部队去留问题，加之张学良被困，甲乙两方案的提出很快就在东北军内部形成少壮派、元老派两派。少壮派认为在张学良被扣的情况下进行谈判如同“叛变”，并占据着上风，因此内部危机又迫在眉睫了。其中，元老派只是少数人，他们是师级以上的军官，坚持从和平解决事变这个大局出发，以王以哲为代表，而少壮派的成员虽都是一些团、营职军官，但人数很多，主张积极营救张学良。张学良被扣之后，面对群龙无首的局面，面对中央军的武力军事压力，原本最外围东北军霎时间“惊慌失措”；元老派内部也出现了倒戈的情况，主和派的这些作风，也使得少壮派极其不满。种种情况之下，导致了东北军的内部分裂，并随着蒋介石对待张学良的要求越来越苛刻，少壮派的行动也变得越来越频繁。
张闻天于1937年1月27日秘密来到西安，立即与周恩来、博古商量对策。出于安全考虑，张闻天28日到达云阳，当天又以个人名义致电毛泽东、周恩来、博古，提出意见，再次重申和平统一团结御侮，坚决反对新内战的发生。并于30日夜与赶来云阳的周恩来、博古、叶剑英等人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当前事态发展动向和东北军要红军与其协同作战的问题。在张闻天的主持下，会议决定与东北军、十七路军共同进退。会后，张闻天等人也致电毛泽东等领导干部征求意见，并于当天得到了同意的答复。而另一方面，在此次大会的前一天，在少壮派的煽动下，东北军在渭南召开了由团长以上军官参加的军事会议，王以哲因病缺席，会中四十多名军官在支持“主战”的决议上签了字。而对于渭南会议，王以哲认为此次大会是少壮派鼓动下召开的，不能执行决议。1月31日，再次召开会议，该会议在十七路军代表杨虎城主持下在王以哲家中进行，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参会，会议达成了“宜和不宜打”的共识。但是，2月2日，王以哲将军被杀害了。自此东北军内部分裂，十七路军难以立足，“三位一体”土崩瓦解。
张闻天还指导策动各方调停，统一思想。1937年1月5日，他致电谢嵩、甘渭汉，重申：“西安事变是逼蒋抗日，抗日反蒋的口号早已取消。党目前的方针是联合抗日派、左派，争取中派、蒋派，打击亲日派。”1月15日，张闻天致电上海地下党冯雪峰、潘汉年，要他们设法找人向李宗仁、白崇禧活动此事；并请人向宋子文联系，要他继续积极调解，表现我方支持调解、和平解决的态度。1月25日，他致电北方局刘少奇，强调策动各方和平处理西安事变的必要性。可见，张闻天是维护和平、避免内战的重要调停者。
推动国共和谈
1937年2月11日，张闻天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总结西安事变的意义与今后工作的重点，指出：“这次事件虽然只有两个月，然而工作经验是很宝贵的。现在所有工作要开始准备新的转变。至于我们的基本工作，还是应着重于保障和平。其中曲折是会有的，但总的方针应是坚决为和平而奋斗。”其中，与国民党的和平谈判便显示了此种方针。
在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即将召开之际，为督促蒋介石履行承诺，张闻天起草了《中共中央给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电》，要求国民党贯彻落实停止促进内战行为，集中国力，一致对外而救亡图存；保障公民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等五项要求。并站在全民族利益上，站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上，给予了国民党很大让步，提出了停止武装斗争以反抗国民政府的方针、工农政府及红军分别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与国民革命军、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等四项“保证”。《中共中央给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电》的提出，进一步推动了国民党内部抗日派与亲日派的分化与斗争，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国共和谈局面的实现。
从1937年2月9日起恢复的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谈判，张闻天同毛泽东一起，领导了这一此起彼伏的谈判过程。在3月下旬至8月上旬共产党人同蒋介石的四次谈判过程中，张闻天多次主持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谈判的原则、条件、立场、方针、策略等内容，并与毛泽东联名签发电报，给在谈判的周恩来作出及时指示。而面对谈判中的有关党的独立性问题，已经充分吸取过教训的张闻天则坚决指出“坚决不能迁就”。在日军疯狂进攻、民族危亡加重、舆论环境导向发生变化的背景下，蒋介石不得不作出让步，国共两党谈判久拖不决的局面迅速改善。这也表明，张闻天等共产党人在国共和平谈判中策略的正确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