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击查看1944年，已经五年没有外国记者到访的延安，迎来了由一批中外记者组成的参观团。这是全民族抗战爆发后到延安访问的最大的一个新闻团体。中央档案馆保存着参观团此访较为翔实的珍贵档案，以及记者们写下的大量通讯和评论、出版的反映边区军民抗战实绩的著作等。中外记者用手中的笔将根据地的真实面貌呈现出来，让全世界看到中共领导的敌后抗战真相。
“红色中国”成为外国记者向往的“未知之地”
自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动用几十万部队严密封锁陕甘宁边区和其他抗日民主根据地，竭力造谣诽谤中共及其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禁止中外记者去延安和中共领导的抗日根据地采访。由于国民党的政治隔离、新闻封锁和舆论欺骗，使得国内外很难了解到中共领导的抗日军队及各根据地的真实情况。
八路军真的像国民党宣传的那样，“专打友军、不打日本”和“游而不击”吗？边区是“封建割据”，还是“自由光明的乐土”？“红色中国”成为外国记者心中的“未知之地”。其实，早在1943年多位外国记者就曾提出到延安采访的申请，国民党当局一直拖着不办。1944年2月16日，福尔曼、爱泼斯坦等多位在重庆的外国记者再次联名致信蒋介石，要求访问陕甘宁边区和八路军驻地。23日，蒋介石迫于舆论压力，终于批准了外国记者的请求。
中共中央非常重视外国记者的来访。3月9日，周恩来致电董必武转外国记者团说：闻你们将来延安参观，我受毛泽东、朱德两同志及中共中央的委托，特电你们表示热烈欢迎。4月30日，记者团的人员和行程大体确定，毛泽东致电董必武，请他转告外国记者：“诸位来延，甚表欢迎。”
国民党虽然批准了外国记者们访问延安的请求，但是采取了种种限制和防范措施，将外国记者团改为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不仅增派中央通讯社、《扫荡报》等国民党媒体记者，而且指定国民党官方代表担任参观团的正、副领队，以监控外国记者的“越轨”行为。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由二十一人组成，包括六名外国记者以及国统区九名中国记者、六名国民党指派的工作人员。六名外国记者分别是斯坦因（美联社记者）、爱泼斯坦（《纽约时报》《时代》记者）、福尔曼（合众社、《泰晤士报》记者）、武道（路透社记者）、夏南汉神父（美国天主教《信号》杂志记者）和普罗岑科（塔斯社记者），他们希望此行能了解到边区的施政纲领、生产、贸易、行政、教育、卫生保健等方面的真实情况，以及参观人民代表机构、赴黄河以东访问抗战前线军队等。参观团于5月17日从重庆出发，6月9日抵达此行最重要的目的地延安，先后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共中央领导的亲切接见，参观访问了陕甘宁边区政府、学校、工厂、农场等，还和两千多名群众一起观看了秧歌表演。7月12日，参观团中的全体中国记者及夏南汉神父离开延安返回重庆，其余外国记者又先后前往绥德等地及晋绥根据地访问。至10月下旬，他们陆续返回重庆。
“在封锁线后面发现这样一个热烈的新社会”
外国记者们一踏进共产党领导的边区，就被眼前的景象所吸引。在去往延安的途中，他们看到农田里种满小麦、谷子，不时有成群的牛羊在山坡吃草。在南泥湾，福尔曼看见一群一群的人们在田里劳作，询问后得知他们是参加大生产运动的士兵，“他们一面挥舞着锄、耙和铲，一面唱歌。他们搭起来的来复枪、机关枪、手榴弹和迫击炮就在附近堆放着，堆放的方式是有秩序的军操方式。这些军械几乎都是日本制造和在战场虏获的”。
爱泼斯坦对进入边区后所见所闻的一切更是“既吃惊又激动”，他在关于陕北最初印象的报道中写道：“十分荒凉的陕北，现在已经变成一个实行精耕细作，牛羊满山，手工业发达，人民丰衣足食的地方。驻在这里的八路军部队是我在中国各处所见到的吃穿得最好的部队之一。”
经过长途跋涉，记者们到达向往已久的延安后，更是亲身经历了种种“强烈而令人惊奇的生活”。在来延安参观访问前，国民党顽固派劝阻外国记者不要去延安的谎言之一就是“延安生活艰苦！去不得”，可就在参观团到达边区的第二天，这种说法就不揭自穿。早餐时，“见到一盆盆牛奶或稀粥，一盘盘的鸡蛋、面包、馒头、酥油（土制奶油）和小菜”，记者们“兴致勃勃，狼吞虎咽”。外国记者在重庆时，早餐也只是稀饭、馒头和咸菜，牛奶更是很久没有见过了，有时偶尔买到一个鸡蛋就已经心满意足了。然而在遥远的陕北边区，经过大生产运动后，延安已经初步达到了丰衣足食。
通过参观访问，外国记者们深入了解了边区社会生活各个方面。武道在结束陕西、山西访问返回重庆后，在回答许多人关于“对于中国共产党治理的区域，你的感想怎么样”的问题时，他回答道：“最动人的事情，就是人民大众生活的进步。”斯坦因也深深地被所了解的一切所震撼，他不无感慨地写道：“在封锁线后面发现这样一个热烈的新社会，简直使我目瞪口呆。在重庆，五年以来，对共产党，除恶意的毁谤而外毫无所闻的我，对着在延安我所发现的事物，我吃惊地擦拭着我的眼睛。”
八路军是“训练最好，最有纪律的军队”
为进一步了解中共抗日的真相，爱泼斯坦、福尔曼和武道同国民党中宣部陪同人员张湖生一行离开延安，几经辗转于8月30日抵达晋绥边区党政军机关所在地山西兴县。
他们来到战斗激烈的第八军分区，福尔曼毫不掩饰地夸赞：“八路军的正规军也许算不得是我在中国看见的装备最好的军队，但他们无疑地是训练最好，最有纪律的军队。”他还生动地描述军容严整的八路军与其他军队的区别：“别的任何军队的士兵，在行军时总是任意地掮着枪；这些士兵却象（像）阅兵一样地规矩，枪掮在肩上，形成正确的角度，整天就那样地行动着，精神一点也不松弛。”
9月15日下午，他们到达距离汾阳城约十公里的向阳镇。当天晚上，八路军某部与游击大队袭击了汾阳飞机场和火车站；第二天晚上，又分头袭击汾阳城附近敌人的发电厂和火柴公司。这两个晚上，外国记者都登上坡头村的堡墙观看了夜战。虽已至深夜，但外国记者们“目睹汾阳上空浓烟笼罩，火光熊熊，异常兴奋”，都迟迟不肯离去。
9月17日晚，他们又观看了八路军奇袭协和堡的战斗。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激战，协和堡便被攻下。外国记者听到捷报传来，惊讶地发出一片感慨：“你们没有飞机大炮，怎么能够这样迅速打下据点、消灭敌人呢？”第二天清晨，记者见到战斗归来的八路军战士、游击队员和民兵，他们扛着各式战利品，押解着俘虏胜利返回。附近村庄的群众听说八路军又打了胜仗，纷纷提筐携篮，兴高采烈赶来慰劳。记者看到这动人的场面，有的忙着记录，有的忙着拍照。武道说：“三天的战斗，证明八路军游击队，比日本军队打得好。中国人民有能力一步步将日本赶走。”
9月21日，军分区在关头村河滩上召开祝捷大会，外国记者们在会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福尔曼说：“过去有人告诉我们说，八路军不打仗，没有伤兵，没有俘虏，人民害怕八路军，恨八路军，今天这些谎言已被事实揭穿了。我看到了八路军在英勇作战，八路军有很多的伤兵，有大批的俘虏，人民在热爱着八路军。”
“新中国一定会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诞生”
边区的民主情况是外国记者们最关注的问题之一。为了亲身感受民主选举的实际情形，福尔曼步行两个小时，到延安附近一个村庄参加了一次当地参议会代表的选举。他观察了整个选举过程，听了候选人的演讲，并格外关注选举委员会和选民的构成。他看到，全村六百五十名选民的名字张贴在一块公告板上，正如中国共产党所宣传的那样，选民“不分阶级、政党、派系、宗教、信仰、私有财产、性别或民族”。
边区的教育也是外国记者们希望深入了解的方面，为此，他们参观了延安的各类学校。在参观延安的中央党校后，斯坦因认为，党校里的生活“是兴奋的、有活力的、自由的、愉快的。个别学习和集体讨论占去一天的大部分的时间。但是似乎仍然有充分时间来沉静的（地）思考、运动、演剧、开音乐会，作个别接触”。他在全面了解边区的教育情况后，略有惊讶地写道，“边区好像一所大的学校，老老少少都热心学习，如果可能的话，还热心于教别人”。
在延安期间，中外记者还参观了被服工厂、光华农场、日本工农学校、医科大学、国际和平医院第三部、解放日报、新华社、兵工厂、难民工厂、皮革工厂、振华纸厂、中央医院、中央总卫生处门诊部、洛杉矶托儿所等单位，利用闲暇时间观看了延安文艺团的演出等。通过一系列的活动，外国记者们对边区的真实情况有了近距离的实际观察和深刻了解，他们更对中国共产党有了一个全新而深刻的认识。福尔曼对中国共产党由衷赞叹：“中国未来之星在闪烁！”爱泼斯坦也有感而发：“延安之行给我决定性影响，我看到了未来，当时我就坚信反动派不能统治中国，新中国一定会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诞生。”
1944年的这个夏秋，外国记者们深入边区目睹了中共领导下军民抗战的真实图景，正如爱泼斯坦在回忆录中所描述的——“在这几个月的采访中，我不但看到了另一种全民抗战的情景，也看到了一个未来中国的雏形”。正是由于他们的宣传报道，原本居于一隅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始被世界重新认识、接纳和重视，崭新的“延安叙事”在这群“洋记者”的笔墨下尽情铺陈，新中国的形象喷薄欲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