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击查看严密的组织体系，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优势所在、力量所在。其中，强大的组织力至关重要。党的组织力指的是党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动员、组织和团结党员干部、人民群众以贯彻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引领力、凝聚力、战斗力和号召力等。抗战时期，面对严峻的党内外环境，党在组织力建设方面制定了一系列政策和措施，逐步壮大自身力量，由小变大、由弱变强，在全民族抗战中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汲取抗战时期党的组织力建设的历史经验，对我们今天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具有启示意义。
树立崇高组织目标，凸显引领力
崇高的信仰、坚定的信念，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信念以马克思主义为支撑，建立在马克思主义揭示的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基础之上。列宁曾指出：“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进战士的作用。”抗战时期，党中央始终高度重视党员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指出，“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的任务，对于我们，是一个亟待解决并须着重地致力才能解决的大问题”。为此，中央在延安大力开展学习竞赛，指定全党需要学习的有关马克思主义书籍，提高全党理论修养。
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陈云等党的领导人在延安开展的学习运动和重要会议中，分别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关于增强党性问题的报告大纲》《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等报告或文章，要求党员干部认真学习和研究马列主义理论及其在中国的具体运用，用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克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树立共产主义世界观。时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的陈云强调，党员要有“为共产主义奋斗到底——到死了为止”的牺牲精神，作为一名党员，是否坚定信仰共产主义，是否将革命干到底，是否愿意为共产主义而牺牲，“这些问题是试金石”。这既是衡量一名共产党员的试金石，也体现了共产党人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抗战时期，将马克思主义的理想信念落实到现实斗争中，就包括制定正确的政治路线，并从组织上保证政治路线的贯彻和执行，坚持抗战到底，取得民族解放。1937年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洛川会议上提出，抗战胜利的关键在于实现全面的全民族抗战，党要不怕牺牲，最积极地站在斗争的最前线，带领广大军民成为全国抗战的核心。同时，毛泽东撰写的《论持久战》成为指导全民族抗战走向胜利的思想灯塔，坚定了全国人民抗战必胜的信心。1939年底1940年初，他先后发表了《〈共产党人〉发刊词》《新民主主义论》等著述，提出并阐述了新民主主义理论。此后，他在《论联合政府》《论人民民主专政》等文章中又作了进一步的阐述。毛泽东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理论，对中国前途和革命道路问题作了系统的回答，提出了具有远见卓识的战略思考，使全党和广大人民清楚地认识到中国革命的发展规律和抗战前景。在民族危亡的历史关头，党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想信念，将党员的信念与行动统一于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的崇高目标中，担负起民族解放的使命，产生了强大的组织引领力，也彰显了党的组织力建设的价值追求与目标指向。
构建严密组织体系，增强凝聚力
抗战时期，党面临的内外部环境相当复杂，需要根据战争环境和条件的变化，建立严密的组织体系，维护党组织内部的团结和统一，不断增强党的组织凝聚力。
从组织体系维度看，党的组织力集中体现在从上到下、从内到外构建起的严密组织体系上。刘少奇指出，中国共产党是由全体党员按照一定规律组织起来的统一的有机体，是党的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的结合体，“是党的首脑（中央）、党的各级组织和广大党员群众依照一定规律结合起来的统一体”。为了适应残酷的战争环境，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1942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要求根据地建立以党为中心的一元化领导，规定中央代表机关（中央局、分局）及各级党委（区党委、地委）为各地区的最高领导机关，统一对各地区党政军民工作的领导。基层党支部要领导和落实党政军民各项工作，发挥核心堡垒的作用。各级党组织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这样的制度安排，使中央组织、地方组织、基层组织之间思想统一，行动一致，有机协调，“如身使臂，如臂使指”，从而展现出强大的凝聚力和行动力。
建立严密的组织体系，还必须严格执行和遵守党的纪律。全民族抗战爆发后，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总结了十七年来党的斗争的经验，强调坚持铁的纪律的必要性，提出“四个服从”原则，即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并强调谁破坏了它们，“谁就给了党的统一团结与党的革命斗争以极大损害”。“四个服从”成为党的组织纪律的核心。根据毛泽东的建议，全会制定了详细的党内法规，通过了《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关于各级党部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关于各级党委暂行组织机构的决定》。这些文件以党内法规形式对中央政治局、中央委员会、各中央局及中央分局、各级党组织的职责权限、组织制度、组织原则和组织纪律作出了详细而具体的规定，强调个人利益服从党的利益。党的纪律还体现在统一上，不管是中央委员，还是一般党员，不管是老党员，还是新党员，都要遵守纪律。例如，中央党务委员会在《解放》上公布开除刘力功的党籍。总政治部党务委员会在《共产党人》上公布开除刘振球、周时源的党籍、停止唐朴农的党籍，给予宋世轮严重的最后警告、陈伯钧劝告处分。严格执行党的纪律，才能使全党在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和统一纪律下团结起来，成为有组织的整体，形成强大的组织凝聚力。
加强党员队伍建设，展现战斗力
党员队伍过硬，党的组织才有战斗力。1935年10月，中央红军经过长征到达陕北，党员人数锐减，且多集中于军队，党组织活动受到影响。为扭转这一状况，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瓦窑堡会议上强调必须反对在发展党组织中的关门主义倾向，扩大与巩固党组织。
随着抗战形势的发展，1938年3月，党中央作出《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提出大量发展党员是党目前“迫切与严重的任务”。各根据地迅速落实中央的指示，壮大党员队伍，到1940年，党员人数达八十万人，是全民族抗战初期的二十倍。这一时期党的组织发展所取得的成绩值得肯定，各根据地普遍加强党的领导，奠定了党的组织力建设的强大基础。彭真讲到晋察冀边区党的发展情况时说，如果没有大刀阔斧地发展党员的正确方针，“今日即不会有巩固的根据地”。
不过，当时也有一些地方因片面追求党员数量，降低接收党员的条件，采取“突击发展”“竞赛运动”“集体介绍”等错误方式发展党员，不可避免地导致一些不够条件、觉悟不高的人被接收到党内，甚至一些坏分子利用各种方法混入党内，进行阴谋破坏活动。党员队伍建设中存在的这些现象，不仅影响党的战斗力，而且给抗战带来极大危险。为了提高党员质量，1939年8月，中央作出了《关于巩固党的决定》，集中力量整理与巩固党的组织，一方面对党组织进行整顿，另一方面加强党员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阶级教育和党的教育。延安中央直属机关和地方各局、各分局等根据中央的指示积极加以落实。1940年4月，晋冀豫区党委制定了1940年整党计划，准备在八个月左右时间里完成全区所有支部的整顿和支干的审查工作。在整顿党组织的同时，结合学习运动和整风运动，进行党员思想教育，着手制度建设，健全、严格支部、小组生活，发动党员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使基层党组织生活会议成为教育党员的熔炉。延安中央直属机关一位干部在学习党建课程后表示，“每一句话都深深地打着他的心头，打着自己的弱点”。当时对晋察冀边区干部教育情况的调查显示，边区区级以下的干部，不论党、政、军、民，有95%左右是过去目不识丁或念过短期私塾的农民，他们对党忠实，抗日态度坚定，经过党性教育后，成长为党基层工作的重要干部。
党在抗战时期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主要依靠党员干部贯彻执行，将党员队伍建设成为思想上统一、政治上认同、行动上一致的无产阶级先锋队，保持无产阶级政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在很大程度上确保了党的强大组织力，也成为党的组织力建设的重要基础。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肩负民族解放的历史使命，党员队伍得到迅速发展，体现了党的组织力建设较强的进取性；同时面对党员队伍发展中存在的共性问题，能够及时调整，加强党员队伍建设的质量，提高党员的能力素质，从而保证了党组织战斗力的发挥。
紧密联系人民群众，发挥号召力
要取得抗战胜利，必须充分发动广大人民群众的力量。从党的领导与党的组织力来看，基层党支部发动群众、号召群众的能力是党的组织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列宁指出，每个支部都是“在群众中进行鼓动工作、宣传工作和实际组织工作的据点”。陈云将根据地的建立、巩固，党员队伍的壮大与群众工作紧紧联系在一起。他指出，没有群众，军队不能扩大。党脱离群众，成了光杆子的党，不能生存。大规模群众运动的开展，要靠军队、靠党深入群众、发动群众；只有群众发动起来，根据地才能巩固。发动群众是根据地内党的一切工作的基础。在根据地的巩固和对敌斗争中，依靠党支部的组织优势，我们党动员、引导广大群众坚持党的抗战路线、贯彻党的持久战理论、落实敌后游击战的战略方针，通过发挥党支部的堡垒作用和组织的整体合力，最大效率地组织和凝聚群众的力量。
实践证明，党号召群众力量的大小还取决于能否满足广大群众的实际需求，重视他们的实际利益。陈云指出，“民主、民生的斗争是根据地内发动民众的钥匙”。为此，经济上，党在根据地实行减租、减息、减税等措施；领导广大军民开展大生产运动，减轻民众的负担；注意科学发展经济，帮助群众发展生产。政治上，实行三三制，进行普选，尊重民众的选举权。文化上，开展冬学，进行扫盲，号召文艺工作者到群众中去，创作出真实反映民众生产、生活的文学作品。党勇敢地带领民众抵抗日本侵略者，使广大人民群众深刻认识到团结一致、共同御辱的重要性，自觉组织起来，团结在党的周围，从而最大化地发挥了党的组织号召力。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共产党党员队伍建设文献整理与研究（1921—1956）”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系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