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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5-07-22
半壁烽火，山河破碎。
时光回溯到1938年底。面对中国军民血肉筑起的屏障，一度长驱直入的日本侵略者气势受挫，不得不放弃“速战速决”的计划。
当国民党军屡战屡败、节节后退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武装犹如利剑出鞘，给侵略者以沉重打击。敌后战场成为抗日战争的主战场。
一
今天的武汉，江汉关钟楼上依然会定时响起报时曲。
1938年10月25日，日军攻破武汉，第二天就将这座钟楼的时钟拨快一小时，改为“东京时间”，称为“新钟”。
此前的10月12日凌晨，日军悍然在大亚湾登陆，于21日占领广州。
不可一世的日寇狂妄宣称：“攻占汉口作战，是早日结束战争的最大机会”“只要攻占汉口、广州，就能支配中国”。
这时，一个洪亮的声音，再次凝聚全国军民奋勇抗敌的斗志：“在敌占武汉、广州后，必达一个战略进攻的终点，抗日战争将过渡到一个新阶段——战略相持阶段。”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召开。其间，正逢华中、华南战局陡转直下、举国惶然之际，毛泽东同志高瞻远瞩，作出令人振聋发聩的战略判断。他在《战争和战略问题》的报告中，从中国的国情出发，对抗战的复杂性、长期性作了深刻分析，重申经过全面抗战实践，业已被证明是正确的游击战略——
游击战“是在广大敌后战场上长期地大规模地单独地实行外线作战，与正规军不仅是战役配合，而且是战略配合”。
“独立自主地放手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实行‘枪杆子’与民众运动的结合，建立抗日根据地。”
“大规模地开展游击战，可以广泛地发动群众和武装群众，建立和扩大抗日民主政权，发展和壮大正规军……担负起将来战略反攻的伟大战略任务。”
这是中华民族生死存亡之际的雷霆出击——“把广泛开展游击战争作为全民族抗战当前的紧急任务之一”。伟人以他扭转乾坤的巨手，在中国抗战的战略宏图上画下力透纸背的箭头：“巩固华北，发展华中、华南。”
日寇没想到，他们趾高气扬地调整所谓“新钟”，其实正为自己敲响了走向覆灭的丧钟。
二
在河北涞源抗日战争纪念馆，一门迫击炮吸引着参观者的目光。它仿佛一个索引，引导人们走进1939年硝烟浓烈的华北抗日战场。
自1938年底起，正如毛泽东所预言的，日军因战线过长、兵力不足、财力不敷，尤其是在中国军民的顽强抵抗下，“速战速决”的企图破灭。中国抗战转入战略相持。
然而，相持并非偃旗息鼓。日军在华北大肆修路筑堡，频繁展开“扫荡”，妄图绞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和根据地。1939年初，毛泽东审时度势，果断命令八路军主力挺进冀鲁平原。龟缩猫冬的日军猝然惊醒，八路军先机已占。日寇慌不迭地展开百余次的疯狂大“扫荡”，但面对八路军游击战略的雷霆之威，左支右绌，如陷泥淖。
太行之北，秋叶如血。晋察冀军区施展“诱敌深入”战术，痛击孤军进犯的日军华北方面军驻蒙军独立混成第2旅团。在一发迫击炮弹的落地开花中，号称“山地战专家”的旅团长阿部规秀命丧黄土岭。
与一场场鏖战同时展开的，是各抗日根据地的建设与巩固。
建立“三三制”抗日民主政权，实施“精兵简政”、减租减息等政策，开展大生产运动、识字运动、解放妇女运动……这是一个全方位的过程，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等方方面面。最后的结果就是，老百姓被动员起来了。
母亲叫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在抗日战争最为艰难的岁月里，各根据地掀起前所未有的参军热潮。决死队、敢死队、救国会、妇救会、儿童团等抗日组织，如雨后春笋般崛起。
地道战、地雷战、麻雀战，平原地区的村乡联防战，河湖港口的水上游击战，铁路沿线的铁道游击战，沿海地区的海上游击战，还有专门破坏敌军交通、通信设施的破袭战……这些神奇的战法，在游击战中竞相迸发。
“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广袤的农村，悄然发生着几千年来从未有过的变化。千千万万动员起来的农民，成为全民族抗战的强大参与者。
三
走进盐城新四军纪念馆，那幅周恩来与新四军将领的合影照，让人从中感受到党中央擘画敌后游击战争的眼光智慧。
1939年2月，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周恩来同志抵达皖南云岭。根据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提出的“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部署，他与新四军领导人共同商定了“向北发展、向东作战，巩固现在阵地”的战略方针。这成为新四军崛起华中的恢宏起笔。
华中地区，华夏东屏；沃野千里，国之重廪。
日寇悍然占领上海、南京等地，貌怀狼子野心，实乃鼹鼠得势。新四军避开其盘踞的大中城市和交通要道，在广袤乡村掀起游击战争的惊涛骇浪。
扼守皖南，稳立苏南——1939年4月，第一、第二支队如旋风席卷苏南，收编多支民主抗日武装。新四军江南指挥部和苏皖区党委随即成立，并任命十四个县民主政府县长。苏南敌后抗日根据地巍然屹立。
1939年间，日军向“皖南门户”繁昌县城发起数轮猛烈进攻。谭震林指挥第三支队展开繁昌保卫战，五战五捷。日寇妄图打通浙赣通道、策应武汉战场，殊不知最终梦断繁昌。
同时，第四、第五、第六支队雷厉风行，西出皖东、豫皖苏边、豫鄂边等地，迅速开辟敌后根据地，与皖南、苏南根据地形成鼎足之势。
出击宁沪，直捣黄龙——1939年5月，叶飞率以第一支队第六团为主力的“江南抗日义勇军”挥师东进。
日军恼羞成怒，纠集重兵开赴延陵古镇等地区，搜寻“扫荡”新四军，却在丹阳贺甲村，遭到第一支队的当头棒喝，一仗折兵一百七十余人。上海进步报纸欢呼：“伟大胜利在江南。”
挥师过江，经略苏北——苏北平原港汊密布，水网纵横。1939年2月，陈毅派遣挺进纵队夺取江心“跳板”扬中岛，成立苏北特委。年底，新四军跨江进入扬州、泰州接合部，建立“桥头堡”。
1940年夏，陈毅、粟裕率第一支队北渡长江，挺进苏北。同期，黄克诚率八路军第二纵队挺进盐阜，迅速展开剿匪打顽、减租减息、扩大和巩固民主政权等工作。
早在1940年4月，毛泽东就指出：“惟整个苏北、皖东、淮北为我必争之地……统须在一年以内造成民主的抗日根据地。”仅隔半年，苏南、皖中、皖东、豫皖苏、皖东北、豫鄂边、苏北等根据地创建尘埃落定，建立十二个行政公署和专员公署、五十个县政府、二百九十八个区政府和两千七百多个乡政府，拥有一千五百万人口。
九万劲旅驰骋大江南北，“华中人民的长城”威震敌胆。
四
“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
时逾八十多年，东北抗日联军第三路军总司令李兆麟的这首《露营之歌》，仍令人深切感受到当年抗联将士们的艰苦卓绝。
1938年冬，东北大地遭遇寒潮。但较自然寒冷更为残酷的，是侵略者的铁骑践踏，“部落之外绝无家屋，食宿之处所一律捣毁”。
踏破兴安万重山，奋发横扫嫩江原！铁血抗联誓死抗击。
杨靖宇率第一路军在桦甸、濛江山区激战一百五十多次，歼敌一千五百余人，挫败日伪军的秋冬季大“讨伐”。
周保中率第二路军在吉东地区作战两百余次，歼灭日伪军两千余人，粉碎敌人的“聚歼”计划。
李兆麟、冯仲云率第三路军转战黑嫩平原二十余县，歼敌数千人，将数万日伪军拖得狼狈不堪。
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给杨靖宇和东北抗联发出慰问电，称赞他们是“冰天雪地里与敌周旋七年多的不怕困苦艰难奋斗之模范”。
1938年10月，奋不顾身掩护主力突围的第二路军第五军妇女团冷云等八名女战士，在打光子弹后，毅然手挽手走向波涛汹涌的乌斯浑河，谱写了“八女投江”的壮烈篇章。
1940年2月，抗联第一路军总司令杨靖宇，在严寒中与敌周旋五昼夜后壮烈牺牲。伪通化省警务厅厅长岸谷隆一沮丧地承认：虽为敌人，睹其壮烈亦为之感叹，实乃英雄。
在中国版图的南端，抗战烈火也在熊熊燃烧。
日军登陆大亚湾的第二天，中共广东地下党组织立即派曾生，由香港奔赴宝安领导抗日斗争。随后，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及顺德、中山和汕头等抗日游击队相继成立（即为东江纵队的前身），并建立大岭山、阳台山抗日根据地。
在海南岛，由中共领导的琼崖红军游击队等抗日武装，合编为广东省民众抗日自卫团第十四区独立总队，频频袭扰和歼灭日伪军，并开辟琼文、美合等根据地。“琼岛抗战的旗帜”高高飘扬。
纵观战略相持阶段，我党的游击战略给予日寇以沉重打击，八路军、新四军兵力有极大发展，还有大量地方武装和游击队参加抗战，根据地扩大到跨华北、华中、华南的广大地区。
兵民是胜利之本。抗战胜利时，抗日根据地已遍布从冀东到琼崖的广大敌占区，发展到十九块，拥有一亿人口，面积近百万平方公里。我军正规部队发展到一百二十多万人，民兵达二百六十八万人。一块块根据地，把敌人的后方变成了前线，陷敌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牵制了日军半数以上的兵力。
“彼竭我盈，故克之。”战略反攻以不可逆转之势，即将在饱经苦难而不屈的中国大地上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