点击查看八十年前，中国人民打败了穷凶极恶的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取得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在这场长达十四年的不屈不挠的斗争中，中国共产党以卓越的政治领导力和正确的战略策略，指引了中国抗战的前进方向，支撑起中华民族救亡图存的希望，成为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
中国共产党唤起了全民族奋起抵抗侵略的国魂
中华民族有着光荣的历史，也有近代以来屡受欺凌的屈辱。面对帝国主义的入侵，中国人民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抗争。但一次次的失败，给一部分人尤其是统治阶层带来了严重挫败感和畏惧感。
鲁迅先生曾言：“中国惟有国魂是最宝贵的，惟有他发扬起来，中国人才有真进步。”中国的国魂，是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的精神脊梁。但从清末到民国，由于统治阶级的腐朽无能，中华民族在反抗外来侵略斗争中屡屡受挫，国魂沉睡、民心气馁，造成了如梁启超所说“兵魂销尽国魂空”的痛心局面。谁来唤醒国魂？谁来举起抵抗侵略的旗帜？是中国共产党。
九一八事变爆发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央苏区正在全力迎击国民党的第三次“围剿”。在这种艰困的形势下，中共中央仍在第一时间对九一八事变表明了立场。9月20日，中共中央就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指出事变的性质是日本帝国主义要掠夺中国、压迫中国工农革命、使中国完全变成它的殖民地。9月22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指出：“日本帝国主义残酷的暴行，毫无疑义地将激起广大的劳苦群众的民族觉醒，在党的正确的领导之下，这个民族的觉醒能够很迅速地转变到革命的反帝国主义的斗争。”
1932年日军进攻上海，在国民党政府极力谋求妥协的时候，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发布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对日战争宣言》，宣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特正式宣布对日战争，领导全中国工农红军和广大被压迫民众，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以求中国民族彻底的解放和独立”。1933年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和革命军事委员会又发布宣言，提出愿意在立即停止进攻苏区、保证民众民主权利和武装民众三项条件下，同任何武装部队订立共同对日作战的协定。
在热河失陷、长城沿线危机、国民党以《塘沽停战协定》继续妥协的关头，1934年7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联名发表《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提出“一切抗日的民众，都是我们的同胞，一切抗日的武装，都是我们的同伴，我们都要联合起来”。1935年8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的名义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八一宣言），指出“我国家、我民族，已处在千钧一发的生死关头”“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呼吁“无论各党派间在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政见和利害的不同，无论各界同胞间有任何意见上或利益上的差异，无论各军队间有任何敌对行动，大家都应当有‘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真诚觉悟，首先大家都应当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人力、物力、财力、武力等）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1935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表《抗日救国宣言》，呼吁“在亡国灭种面前，中国人民决不能束手待毙”，并提出了抗日救国的十大纲领。
《八一宣言》《抗日救国宣言》等在国内得到广泛传播，产生了极其广泛的影响，得到了全国人民的热烈呼应。1935年底北平学生响应中国共产党“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决不能束手待毙”的号召，发动一二·九运动，运动迅速得到全国各界的支持和声援，掀起了抗日救亡的大风暴。抗日救亡的高潮不但激发了工人、农民中酝酿已久的义愤，而且唤醒了广大的小资产阶级、相当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甚至一部分军阀、地主、官僚资产阶级也对抗日救亡表示了同情、支持乃至愿意参加的态度。
民族大义从来都不是抽象的口号，其最突出的体现就是在国家危难关头敢不敢挺身而出。中国共产党面对日本侵略者表达出的奋不顾身的英雄气概，点燃了中国人民强烈的爱国激情，打击了国民党的妥协退让政策，唤起了全民族奋起抵抗侵略的国魂，极大地促进了中华民族的伟大觉醒。
中国共产党指明了通向抗战胜利的正确道路
面对民族危亡，中国共产党毅然举起抵抗侵略的伟大旗帜。毫无疑问，身受战争灾难、为民族生存而奋斗的每一个中国人，无不渴望战争的胜利。但面对敌强我弱的客观实际，如何战胜强大的敌人？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持久战的战略战术、紧紧依靠人民大众的政治立场等一系列路线方针政策，开辟了通向胜利的正确道路。
1935年12月，中共中央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提出：“我们的任务，是在不但要团结一切可能的、反日的基本力量而且要团结一切可能的反日同盟者，是在使全国人民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知识出知识，不使一个爱国的中国人不参加到反日的战线上去。这就是党的最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总路线”。
瓦窑堡会议后，中国共产党通过各种方式、利用各种渠道向国民党上层领导人、地方实力派、各界知名人士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1936年4月中共中央发布《为建立全国各党派的抗日人民阵线宣言》，第一次公开把国民党也列入统一战线的对象。6月20日，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强调：“对日立即抗战与否是目前解决中国内外一切问题的关键。现在已经到了决定问题的最后一分钟。”9月1日，中共中央向党内发出《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提出：“目前中国的主要敌人，是日帝，所以把日帝与蒋介石同等看待是错误的，‘抗日反蒋’的口号，也是不适当的”“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
在这段时间里，中国共产党还与国民党方面的各种力量进行了广泛接触，努力争取认同和支持，呼吁全国各界一致联合，共同抗日。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共确定了和平解决的方针，与张学良、杨虎城等密切合作，迫使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等六项条件。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实现了从“逼蒋抗日”向“联蒋抗日”的政策转变。
中共中央提出、推动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成为凝聚全中国力量的旗帜，指引了中国抗战的前进方向。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后，全民族抗战局面形成，但战场的形势却不容乐观。1937年7月到12月，短短半年，北平、天津、保定、上海、太原、南京、济南等重要城市相继沦陷，华北和江南的富裕精华之地沦入敌手，一连串的失败让“亡国论”甚嚣尘上。与“亡国论”相反的是，国民党内也有一部分人持“速胜论”，认为只要中国能够坚持抵抗三个月，国际上英美法苏就会来干涉，援助就会到来，中国就会取得胜利，甚至失去的东北也会收复。
面对“亡国论”和“速胜论”，毛泽东在1938年5月撰写的《论持久战》作出了最有说服力、也最有预见性的分析。
关于为什么是持久战，毛泽东指出，这场战争的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在20世纪30年代进行的一场决死的战争，两国存在着互相矛盾的几个基本特点，即日本在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方面强于中国，但其战争是退步的、野蛮的，和世界大多数国家是对立的，国小地少，经不起长期战争。中国在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比日本弱，但战争是进步的和正义的，世界多数国家是会要援助中国的，中国地大、物博、人多、兵多，能够支持长期战争。依据这些基本特点，敌强我弱是暂时的，敌之不利因素和我之有利因素都将随着战争延长而发展，日本在中国会有一定时期和一定程度的横行，但不可能横行到底，最后必然要遭到失败；中国不可避免地要走一段艰难的路程，抗日战争是持久战而不是速决战，但中国必然取得最后胜利。
关于怎样争取最后胜利，毛泽东不是一般地谈战场、战斗、战役的胜利，而是从全局和政治的高度指出，战争是政治的继续，但又不等于一般的政治。要赢得胜利，毛泽东用了六个“离不开”，即离不开坚持抗战和坚持统一战线的总方针，离不开全国人民的动员，离不开官兵一致、军民一致和瓦解敌军等项政治原则，离不开统一战线政策的良好执行，离不开文化的动员，离不开争取国际力量和敌国人民援助的努力。贯彻好这六个“离不开”，抗战胜利就有了基本保证。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根据抗日战争的特点和规律，解决了弱国打败强国的战争指导方略、方向、方针问题。后来整个抗战局面的发展，正如毛泽东所预判的那样一步一步走向胜利。
中国共产党凝聚了全民族众志成城的磅礴力量
抗日战争是关乎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大战，只有动员民众才能取得胜利。毛泽东深刻指出：“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为了达到宣传民众、发动民众的目的，中国共产党从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民生等多个方面，采取报刊宣传、标语传单、戏剧歌曲、诗歌绘画、文化启蒙、节庆纪念、鼓动演讲、宣传英模、组织诉苦等多种方式对民众进行动员，大力宣传抗战的意义和全面抗战的主张，使广大民众的民族意识得以不断觉醒、抗战热情得到极大提高，推动形成了“工农兵学商，一起来救亡”的全民总动员。当一个个普普通通的农民、工人、知识分子都感到了自己肩负着抵抗侵略、保家卫国责任的时候，这种凝聚起来的力量是势不可挡的。
在政治动员的同时，中国共产党积极进行民众的组织动员，一方面领导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政权体系，一方面组织建立各种抗日群众团体。各敌后根据地政权均实行“三三制”原则，即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党外人士占三分之一，中间分子占三分之一。“三三制”政权广泛团结各抗日阶级、阶层，调动了一切积极因素投入抗战。英国记者斯坦因采访了陕甘宁边区民主人士、政府副主席李鼎铭，问他，你是个非共产党员，是个地主，你认为你在边区政府真能发挥什么作用吗？李鼎铭回答说：“我当选以后拜访毛泽东的窑洞时，我第一次遇见他。我当时就告诉他，我有一个议案要提出来。毛泽东很感兴趣，我坦白地告诉他，因为困难，现在必须在军队和政府中实行精兵简政，必须裁兵裁官，加强效率。毛泽东同意了。我在参议会提出这一议案，它通过了……我希望重庆知道，为什么像我这样的绅士会与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休戚相关，并以边区为骄傲。”
打仗不仅靠人，也需要有力的后勤供给。抗战需要兵源和财源，不进行经济建设，财源就会逐渐枯竭；不改善人民生活，兵源就得不到保障。中国共产党在广大敌后抗日根据地实行了卓有成效的经济动员，进行减租减息、奖励生产、优待军属、鼓励发展工商业等一系列改善人民生活的具体政策，给广大劳苦民众以看得见摸得着的经济利益，极大减轻了人民的负担，从根本上提高坚持抗战的保障能力。第一个敌后抗日根据地晋察冀创建后，这个敌后的抗日堡垒引起了大后方的许多民主人士和国际上关心中国抗战的友人的关注。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疑惑：晋察冀边区从建立的第一天就处在严酷的环境中，敌人兵力之厚，据点之密，“扫荡”之频繁，在各个根据地中都是十分少见的。在日军重兵包围封锁之下，武器弹药和各种物资得不到补给，常常还要对付日军的各种“扫荡”，对付汉奸和土匪，这样一大块根据地为什么能生存下来的？聂荣臻在接待来访的客人时给出了答案：“关键的问题是发动群众。而如何才能发动群众呢？关键又是实行人民民主和改善人民生活。减租减息就是当时实行的一项重要政策。这样就使人民群众在重压下抬起头来，显示出强大的战斗力量。国民党在敌后也有不少部队，由于他们不肯实行这样的政策，所以以后一个个都垮了。这就是问题的答案。把人民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我们就有了赖以生存的基础。”
美国合众社记者伊斯雷尔·爱泼斯坦在中国的抗战前线观察采访了两年之后，撰写了《人民之战》，其中写道：“共产党的威信远远超过了它的人数或权力。这是因为它在战场上和在它参与决定政策的地区表明了，它对全国形势的分析是正确的，它坚持抗战的方法是有效的。”中国共产党以自己的坚定意志、模范行动和无私奉献，赢得了全国人民的信任和拥护，最大限度地动员全国军民团结一致、共御外侮，从而汇聚起民族解放的洪流，成为团结全国人民抗战的中流砥柱。可以说，在中华民族反抗外来侵略的历史上，从来没有像敌后抗日根据地这样，民族觉醒如此深刻，民众动员程度如此广泛，人民武装战斗意志如此顽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军队与群众共同创造了人类战争史上的奇观。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是坚持抗战到底的决定性力量
整个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抗日游击队、东北抗日联军等，始终战斗在最前线，沉重打击了侵略者，收复了大片国土，付出了巨大牺牲，是坚持抗战到底的决定性力量。
中国共产党最早举起武装抗日的旗帜，并付诸行动。九一八事变后，中共中央于1931年10月12日发出《关于满洲士兵工作的指示信》，要求组织东北人民群众，建立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支援和联合各抗日组织和军队共同抗日，并派出杨靖宇、赵尚志、周保中、魏拯民、李兆麟等一大批干部组织和领导东北人民的武装抗日斗争，先后开辟了东满、南满、吉东、北满等游击区，有力地打击了日本在东北的统治。卢沟桥事变后全民族抗战爆发，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步步退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则以无比英勇的姿态迎敌而上，向敌后进攻。平型关战斗是八路军出师后的第一场歼灭战，也是全民族抗战以来中国取得的第一个具有重大影响的胜仗，极大鼓舞了全国军民的抗战决心，振奋了全国人民抗战的意志。全民族抗战8年期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牵制和抗击了一半以上的日军和几乎全部的伪军，共对敌作战12.5万次，消灭日、伪军171.4万人，其中日军52.7万人，缴获各种枪支69.4万余支，各种炮1800余门。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抗日游击队等人民武装抵抗的极端英勇，其对所受苦难的极端坚忍，其牺牲的极端壮烈，代表了中华民族最浩大的正气，写下了中华民族在抗战中最壮烈不朽的史诗。
中国共产党领导开辟了一系列敌后抗日根据地，把敌人的后方变成了抗日的最前线和主要战场，成为支持长期抗战的坚固堡垒，在各抗日根据地内建立的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抗日民主政权，树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典范，成为新民主主义的雏形。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节节败退，华北、华中大片国土沦陷敌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在全面抗战路线指引下，大胆深入敌后，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抗日根据地。到抗战结束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即解放区有19块。其中，除陕甘宁边区外，其余18个根据地都是从日寇侵占下夺取的，共收复国土104.8万平方公里，解放人口1.255亿。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是中国共产党发挥中流砥柱作用的伟大胜利”。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不是自封的，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由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旗帜引领、战略运筹、坚定意志、模范行动和慷慨牺牲决定的，是无可置疑的。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我们在铭记历史的同时，更要坚定地在中国共产党全面领导下，续写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新篇章。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学术和编审委员会主任（副部长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