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语是人们思维、存在和交流的基本要素，是语言和思想的结合体，兼具工具属性与价值属性。话语体系是系统化、结构化的话语，具有一定的内在逻辑，是特定领域的身份标识，反映建构者的价值观念与思维意识。话语体系建设的根本目的在于确立并不断增进话语体系在社会中的话语权，“使话语体系成为具有‘话语权势’的话语体系”。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必须“构建具有自身特质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其中，话语体系是学术体系的反映、表达和传播方式，是构成学科体系之网的纽结，主要由一系列反映学科本质的概念、范畴、命题、理论等构成。中共党史党建学既是最具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也是最能彰显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方法论的学科。建构中共党史党建学话语体系，就是从中国共产党全部历史与实践活动出发，总结、提炼、概括中国共产党实践探索的理论认识成果，把“中国共产党实践”“中国共产党经验”“中国共产党道路”上升到科学理论的认知层面，打造出一套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的具有内在逻辑关系的话语系统，形成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中共党史党建学理论知识体系的外在表达方式，最终构建起与中国共产党世界大党地位相匹配的话语权。加快推进中共党史党建学话语体系建设，具有重大理论与实践意义。

从已有研究来看，由于中共党史党建学一级学科设置时间较短，目前，学界关于中共党史党建学一级学科话语体系建设的探讨还处于起步时期，且相关研究主要围绕中共党史党建学话语体系的建构路径展开。具体来说，有学者以“两个确立”“历史自信”等具体概念为例，分析中共党史党建学概念体系的集成创新路径，有学者以“第三个历史决议”为例，详尽分析了“第三个历史决议”为中共党史党建学话语体系建设带来的重要契机。相关研究采用案例分析方法，为中共党史党建学话语体系建构提供了翔实的范例支撑，对中共党史党建学话语体系建设具有重要意义。还有学者探讨标识性概念在中共党史党建学知识体系建构中的重要作用，在构建中共党史党建学知识体系的同时，也实现了话语体系的构建。相较而言，更多的学者是从宏观层面提出中共党史党建学话语体系建构的基本原则与路径，指出中共党史党建学话语体系建构要实现科学化、时代化、大众化，应当遵循谁来说、说什么、怎么说或言之有理、言之有据、言之有情的基本逻辑等。从已有研究可以看出，学界对中共党史党建学话语体系建设研究已有一定成果，但仍存在进一步讨论空间，特别是作为“三大体系”建设之一的话语体系建设，其对中共党史党建学学科发展的重要意义在哪里，如何认识中共党史党建学一级学科的设立为话语体系建设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如何在建构中共党史党建学话语体系过程中体现系统性、逻辑性等，仍有待深入分析。对上述问题的回答，构成本文的问题意识。

一、中共党史党建学话语体系建设的价值意蕴

中共党史党建学话语体系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知识体系总和的外在表达形式，更因其突出的政治性而体现出鲜明的思想指向与价值取向。基于中共党史党建学一级学科建设面临的新形势与新要求，加快提炼中共党史党建学领域标识性概念、构建系统化的中共党史党建学话语体系具有切实必要性与紧迫性。

（一）建优建强中共党史党建学一级学科的必然要求

学科发展的客观规律表明，对新设一级学科来说，加快提炼原创性和标识性概念、构建话语体系和学术体系的统一体是彰显学科特色、确保学科尽快在学界立足的重要途径。就中共党史党建学知识理论体系而言，中共党史党建学话语体系使中共党史党建学学术成果通过话语系统得以逻辑呈现，使学科知识具备整合性和系统性，使中共党史党建学知识理论体系得以传播推广。若没有标志性、系统化的学科话语体系，中共党史党建学学术活动就会缺乏载体性工具，中共党史党建学研究者的知识生产活动也就无从谈起，中共党史党建学学科也就难以在学界立足。中共党史党建学话语体系建设对推动中共党史党建学科建设进一步科学化具有重要意义。

除此以外，对学科核心概念话语的反思与探讨，带来的可能是学科知识体系和学术体系的重建。对中共党史党建学理论知识体系而言，“政党是什么”是学科元问题之一。长期以来，人们对政党的认知局限于西方学者的定论，认为政党在本质上作为国家之部分而存在，是社会部分阶层利益的代表。在“政党”被赋予社会部分阶层之利益代表这一特定含义之后，就为中国共产党、中国新型政党制度存在的合理性带来学术与政治上的双重挑战。周恩来指出，不能用英美的政党标准来衡量中国的民主党派，同理，也不能用英美的政党标准来衡量中国共产党、中国新型政党制度。有学者通过考释中国近代观念语境下的“政党”概念流变，并结合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过程，为中国语境下的“政党”重新作出了不同于西方的概念定义，得出中国共产党是作为国家整体而存在的结论。对“政党”这一基础概念在中国历史与现实语境下进行重新概括定义后，由政党衍生的一系列概念、范畴、命题（如政党制度、政党政治）等构成的知识体系就实现了重构，这就为中国共产党、中国新型政党制度的合理存在提供了坚实学术支撑。“政党”概念的重释对中共党史党建学特别是党建学知识体系的构造具有基础性意义。

（二）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必然要求

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是当代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首要任务，话语体系是知识体系的外在表达，因此建构中国特色哲学科学自主知识体系，“其主要标志则是实现‘术语的革命’”。长期以来，中国哲学社会科学深受西方知识理论体系影响，特别是在相关研究范式与话语表达上，西方知识理论体系与话语体系几乎处于统治地位。如杨雪冬教授以国内政治学研究为例，指出“当代中国政治学话语体系的构建是从‘借用’别人的话语体系开始的”“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是西方的学生”。“术语的革命”是从话语表达层次革除对西方话语的迷信，实现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从“西方话语”到“中国话语”的转变。

中共党史党建学是扎根中国大地、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本土学科，从学科理路到研究方法再到话语表达均没有明显的西方化痕迹，具有突出的在地性特征。同时，中国共产党很早就意识到了马克思主义必须中国化的哲学意蕴，在阐释自身历史与理论时，中国共产党人特别注重采取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话语表达方式，可以说，中国共产党具有建构自主知识体系的历史基因。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归根结底就是“要以中国为观照、以时代为观照，立足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中共党史党建学扎根于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实践，是解读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的核心理论支撑，在此基础上提炼出的原创性概念与标识性概念以及由其所形成的理论知识体系，能够彻底揭示中国共产党的内在本质和发展规律，从而更好回应中国发展面临的一系列问题。在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方面，中共党史党建学最有可能也最应该走在其他学科前列，换言之，中共党史党建学应当首先提炼并总结出一套具有中国特色的由一系列概念、范畴、命题、理论等表达的知识体系，率先实现“术语的革命”。中共党史党建学这一特殊学科性质决定了构建中共党史党建学话语体系对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三）新形势下进一步发挥中共党史党建学学科功能与使命的必然要求

中共党史党建学具有鲜明的政治性，这一突出特征内在地决定了中共党史党建学话语体系建设的目标任务，不仅揭示中国共产党全部历史的发展过程与规律，形成有关中国共产党知识体系的理论总和与外在表达也承担着重要的社会教育与建构中国共产党政党形象、提升中国共产党国际话语权的重要功能。从现实情况来看，中共党史党建学话语体系建设的水平与质量与其所承担的重要功能还有一定差距，建构与中共党史党建学所承担重要功能相匹配的话语体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

在国内，意识形态领域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各种非马克思主义观点时有出现。例如，近年来历史虚无主义沉渣泛起，各种否定歪曲戏谑党史国史军史的观点以更加隐蔽与多样化的方式传播。有的利用高科技手段，将历史虚无主义隐藏于网络空间，还有的借学术反思之名并以“学术化”样态示人的所谓“学术研究”，政治立场与结论先行，并以孤立史料佐证，具备更强的迷惑性，造成了深远影响，但无论历史虚无主义的话语如何转换，其根本目的仍是试图否定中国共产党领导，否定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对此，特别需要发挥中共党史党建学的育人功能，针对相关问题及时发言发声，采用多种话语表达方式揭开历史虚无主义面纱下的真实面目。

在国际上，中共党史党建学话语体系建设同中国共产党的世界地位还很不相称。中国共产党是世界第一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但在国际政治与学术舞台上，中国共产党的话语体系常被标签化、妖魔化，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近年来，以美国代表的西方国家加紧对中国政治体制、经济社会发展等全方位的污蔑与攻击，借助于学术外衣炮制出形形色色的话语，如“普世价值”“威权主义”等，试图抹黑中国共产党，蛊惑中国人民。在此背景下，就更需要进一步讲好中国故事、中国共产党故事，采用恰当话语让世界真实地了解中国共产党。对此，中共党史党建学必须有所作为。在让世界了解中国共产党、提升中国共产党国际话语权方面，中共党史党建学已有话语体系还面临着较大压力与挑战，这也是加快构建中共党史党建学话语体系的重要动力。

二、中共党史党建学话语体系建设的现实审视

中共党史党建学虽然是新设一级学科，但中共党史党建研究早就存在。中共党史学科已有较为悠久的发展历史，党的建设学科在近几年也实现了蓬勃发展，这就决定了中共党史党建学话语体系建设不是从零开始，也不是推倒重建，而是在已有基础上进行反思总结、守正创新。

（一）中共党史党建学话语体系建设具有深厚基础

中共党史学话语伴随党内对中共党史的书写而产生，在党的各个历史时期，“都曾生成并不断丰富着中共党史学科许多沿用至今的诸多范畴，甚至有过时代鲜明且影响至深的话语范式”。在党的幼年时期，为总结经验教训，配合阶级斗争需要，蔡和森、瞿秋白等党的高级领导人撰写的《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提纲）——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及其使命》《党的机会主义史》《中国共产党历史概论》等著作，已呈现出鲜明的话语风格。从党内关于党史书写的重要文献来看，一百多年来，中国共产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对审视党史研究变迁具有决定性意义”，也从宏观上确立并展现了不同阶段党内关于中共党史的叙事与话语风格。基于三个历史决议在中共党史研究中具有的根本性和长远性指导意义，学界逐渐演化出了“革命史”“现代化”“民族复兴”等中共党史研究与叙述的三种范式。1945年制定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构建了以路线斗争为核心的党史叙事结构，这种叙事结构强调阶级分析，对中共党史研究与书写产生了重大影响。第一个历史决议是中共党史学界革命史话语体系形成的核心文本。1981年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实现了以现代化建设贯通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强调改革开放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取得的重大成就基础上继续进行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共党史学现代化叙事范式正式确立。2021年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叙述党的百年历史的主题主线，强调中华民族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民族复兴叙事脱颖而出”，为新时代中共党史学的民族复兴话语叙事提供了范本。立足中国共产党百年伟大实践，中共党史学话语体系建设经过学界长期研究与积累，已形成较为鲜明的学术风格，具有突出的学科色彩。

与党史学话语体系不同，党建学话语体系一开始就具备丰厚的理论滋养，无论是党纲、党章的制定，还是党的组织建设、思想建设等具体建设，以及如何处理党内关系、党群关系等多个方面，马克思列宁主义都有成熟完备的政党理论可供借鉴与参考。时至今日，党建学中直接来自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的诸多话语仍被广泛使用，如无产阶级政党、先锋队、民主集中制等，依旧是党建学中的标识性概念。随着中国共产党成长壮大，在具体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围绕“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个根本问题的思考贯穿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相关思考也构建起了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话语体系。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提出要将党的建设作为一项伟大工程加以推进，逐步形成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三位一体党建总体布局，并建构出“支部建在连上”“组织起来”“思想建党”“三大作风”“两个务必”等特色鲜明的党建话语。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的中心任务从革命转向建设，这一时期党建话语更多彰显出建设意蕴，如“反官僚主义”“党要管党”等。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制度建设重要性凸显，反腐败成为关系党执政基础的重大问题，党的建设总体布局逐步延展为思想、组织、作风、制度四位一体，再到反腐倡廉的加入，最终形成“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反腐倡廉”“学习型政党”“科学发展观”等一系列党建话语成为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不断加强自身建设的政治宣示。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对自身建设认识达到新的水平，党的建设总体布局由“五位一体”进一步完善为“五加二”格局，党的政治建设被摆在首位，同时更加重视党的领导，“自我革命”“依规治党”“两个确立”“大党独有难题”“伟大建党精神”“全面从严治党”等诸多原创性党建话语成为新时代党的建设伟大工程的鲜明标识。基于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与中国共产党百年建设实践，党建学话语形成了一套融会贯通的逻辑体系。

应当说，中共党史党建学的两大核心知识支撑，即中共党史学与党建学，经过长期研究与积累，已生产出众多特色鲜明的学科话语与范式，在学界彰显出学科特色与学科身份，为中共党史党建学话语体系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在一级学科设立的大背景下，中共党史党建学话语体系建设面临重大机遇的同时，也存在不少制约因素，对此应有清醒认知。

（二）中共党史党建学话语体系建设存在的困境

1.一级学科视域下中共党史与党的建设学科话语融合问题。从学界现实情况来看，中共党史党建学一级学科下的中共党史与党的建设这两大支撑性学科长期以来遵循不同研究范式，“党史学科重历史和人物研究、缺少理论支撑；党建学科重实践和现实问题、缺少历史底蕴”，业已形成不同的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是学术体系的外在表现形式，中共党史与党的建设不同的研究范式形成两个学科相异的话语体系，为一级学科视域下中共党史党建学话语体系建设带来融合问题。

中共党史由于其突出的历史属性而在研究范式方面更具史学色彩，中共党史学界所形成的“革命史”“现代化”“民族复兴”研究范式，决定了中共党史的“革命史”“现代化”“民族复兴”叙事模式。这种叙事模式体现出纵向的历史贯通。相较而言，学界关于党的建设研究具有鲜明的理论色彩，无论是从政党政治视角出发的原理性研究，还是对党的建设总体布局进行综合性或专题性研究，抑或是不同政党建设之间的比较研究，在研究模式与话语呈现上，均体现出横向的理论思考。另外，随着“党务工作理论与实践”正式设定为中共党史党建学下的二级学科，在党建实务中的工作用语也逐渐成为党的建设话语体系中的重要一环。党务工作是党建理论在具体场域中的应用与展开，是在具体领域围绕党的建设而进行的党内管理活动，这类话语的鲜明特征是重视现实，实践性、可操作性强，学理性较弱，因此党的领导与党的建设、党务管理理论与实践等二级学科话语体系更加强调理论性、实践性与应用性。正如中共党史党建学不是中共党史与党的建设两大学科的简单相加，中共党史党建学话语体系也绝不是中共党史与党的建设话语体系的硬性结合。中共党史党建学一级学科设立之后，如何探索建构史学色彩鲜明的中共党史话语体系与理论和实践色彩鲜明的党建话语体系融合发展，是中共党史党建学话语体系建设面临的重要问题。

2.中共党史党建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建设对话语体系建设的影响问题。话语是理论的外在表达，成熟完善的话语体系必定建立在扎实彻底的理论体系基础之上。中共党史党建学自主知识理论体系是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有机统一，其中，学科体系是基础，学术体系是核心，话语体系是外在表达，只有学科体系完善、学术体系成熟，话语体系建设水平才能提高。

从中共党史党建学学科体系建设来看，随着一级学科的确立和四个二级学科的设置，应当说，中共党史党建学大的学科体系架构已基本建成，但距离成为一门成熟的学科体系还有很大完善空间。首先，学科范围与边界需要进一步厘清，每个学科都有自己特定的话语体系，学科范围与边界直接影响学科话语的形成。从学缘关系来说，中共党史党建学与马克思主义理论、政治学、中国近现代史学科之间的关系较为密切，研究范围也多有重合，但中共党史党建学目前与其他三个学科特别是与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之间的关系还没有完全理顺，中共党史党建学的学科范围与边界依然处于模糊状态，这就为建构系统的中共党史党建学话语体系带来影响。其次，在学科课程设置、教材编写、人才培养、学位点建设等方面，作为一级学科的中共党史党建学只能算是刚刚起步，而这些对学科话语体系的形成、学术共同体的建立都具有重要作用。

从中共党史党建学学术体系建设来看，中共党史党建学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最具中国特色的知识体系，且是新设一级学科，无论是在理论框架、学术标准、学术评价方面，还是在方法论方面都没有可资借鉴的成熟理论指导，这就使中共党史党建学学术体系建设目前还处于“基本理论范畴不系统、基本解释框架不成熟、基本学理标准不明晰，研究呈现弥散的混沌状态”。学术体系是学科体系和话语体系的核心，“学术体系的水平和属性，决定着学科体系、话语体系的水平和属性”。只有系统梳理中共党史党建学知识体系的内在结构，阐明其基本理论、基本方法、基本原则，才能为构建体系化的中共党史党建学学科话语提供坚实内核。

3.中共党史党建学话语建构的体系化、系统化问题。概念是知识体系的基本单元，知识生产的基本逻辑决定了一门成熟学科的话语应具有集群效应，能够形成由核心概念、重要概念、一般概念等构成的具有内在逻辑关系的有机整体，通过概念的学术纵深，展现学科的基本范畴、命题与理论。

徐勇教授在分析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概念现状时，提出了“概念孤儿”之论，认为现有的概念大都是生产者基于经验性思维对部分事实与经验的提炼概括，在此基础上建构出的概念呈现为个别的、零碎的、孤立的、互不关联的状态，缺乏知识体系支撑。未来，需要将事实意义上的概念转换为学术意义的概念，通过逻辑思维，构建体系化、系统化的概念家族。这一论断对中共党史党建学话语体系建设具有启发意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每个学科都要构建成体系的学科理论和概念。”就中共党史党建学而言，在长期的革命与建设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充分发挥历史主动精神，创造出许多新话语、新表达，这些话语词义丰富、流传度广，已经成为具有鲜明标识性的学科话语。在此背景下强调中共党史党建学话语体系建设这一命题，重点显然则在于“体系”二字，“概念孤儿”较为准确地指出了现阶段中共党史党建学话语体系建设存在的一个突出问题，即有关概念之间缺乏内在的逻辑关联，进而引申出中共党史党建学话语体系建设的现实问题。

由于中共党史党建学概念众多，为更好地说明这一问题，分析何谓中共党史党建学知识体系中具有内在逻辑关联的话语系统，可能更为清晰。在抗战后期，为全面阐释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主张，毛泽东系统建构出以“新民主主义”为核心概念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话语体系。在“新民主主义”这一核心概念之下，相继衍生出“新民主主义革命”“两重任务”“两步走”“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等指涉革命性质、任务、道路、目标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的重要概念，形成了以“新民主主义”为统领的话语体系。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革命话语体系的建构是中共党史党建学中构建系统化、体系化“概念家族”的典范。质言之，中共党史党建学话语体系建设不是基于个别事实建构零碎概念，也不能简单地将已有话语进行总结整合，而是要将处于零散孤立状态的概念加以串联，建构出一套具有内在逻辑关联的话语系统，如此才能称为话语体系。

三、中共党史党建学话语体系构建的五重维度

中共党史党建学话语体系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在具体建构过程中必须坚持整体思维，系统谋划，统筹推进。根据话语体系建构的一般规律，中共党史党建学话语体系建设需要从话语的生产体系、方法体系、内容体系、价值体系、传播体系等核心要素入手，结合学科具体内容，形成一套能够完整准确表达中共党史党建学知识理论总和的话语体系机制。

（一）话语生产体系

话语生产体系主要解决中共党史党建学话语从何而来的问题。任何一门学科的话语都不是在真空中形成的，而是理论与实践、历史与现实等多种因素碰撞融合的产物。中国共产党是一个拥有百年历史且仍在不断发展壮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这就为中共党史党建学话语的生成提供了丰富的资源。

1.实践资源。实践是话语的源头活水，一百多年来，中国共产党的不懈奋斗史、不怕牺牲史、理论探索史、为民造福史、自身建设史以及当下正在进行的全部实践活动，不仅深刻改变了中国，也极大地改变了世界。在实践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创造出诸如群众路线、新民主主义、人民民主专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自我革命等众多原创性、标识性概念。中国共产党生动而鲜活的伟大实践，构成中共党史党建学话语最主要的生成根基。

2.理论资源。中国共产党是在共产国际指导帮助下建立的，中共党史党建学知识体系中许多话语直接来自马克思列宁主义，如阶级斗争、民主集中制、生产关系、社会主义、人的解放等，这些话语是中共党史党建学中的核心概念。从理论资源来看，马克思主义是中共党史党建学话语最基本的理论来源。

3.文化资源。一百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始终高度重视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话语资源。毛泽东对《汉书》中“实事求是”概念的升华，赋予其马克思主义方法论要义；邓小平借用《诗经》中的“小康”来表达中国式现代化的未来图景；习近平更是大量运用中国古代成语、古诗、典故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在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基础上，将其所蕴含的现代理念运用到治国理政当中，形成了许多独具特色的叙事话语。

4.群众资源。人民群众在丰富多彩的社会实践中创造出许多生动活泼的民间话语，成为中国共产党叙事话语的重要来源。例如，毛泽东提出的展现党与人民之间密切关系的“鱼水关系”理论、邓小平提出的“黑猫白猫”理论、习近平提出的“两山”理论等，思想鲜明，语言生动，既从群众中来，又更好地走向了群众，是将党的政策理论融入群众生活的话语典范。建构中共党史党建学话语要在立足实践基础上，注重从多方面汲取资源，不断丰富充实自身的语料库。

（二）话语方法体系

话语方法体系主要解决中共党史党建学话语如何建构的问题。中共党史党建学话语体系建设不能随心所欲，而应遵循一定的原则与方法。

在基本原则方面，构建中共党史党建学话语体系应当坚持“三个统一”。第一，坚持政治性与学理性相统一。中共党史党建学是一门政治性很强的学科。话语体系建设一方面要坚持唯物史观，以严谨扎实的学术研究为基础；另一方面，也要自觉做到以学术话语讲政治，旗帜鲜明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政治性与学理性不可偏废，二者相统一是中共党史党建学话语体系建设的首要原则。第二，坚持专业化与大众化相统一。中共党史党建学话语既要凝练符合中共党史党建学学科特征的专业术语，也要面向大众，贯穿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理念，站稳人民立场，为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第三，坚持特殊性与普遍性相统一。中共党史党建学虽然是基于中国共产党这一独特研究对象而形成的知识体系，但需要与其他学科、与世界相交流，其话语表达在体现学科特色、中国特色的同时，话语背后蕴含的问题意识、学术关怀等应具备一定普遍意义，如此才能与其他学科、与世界展开对话。

就具体建构方法而言，可以是对已有话语的继承，例如，民主集中制、中华苏维埃、布尔什维克就是直接源自共产国际，干部、主义、群众则是近代以来西学东渐的产物。也可以在具体实践基础上进行创新，例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中共党史党建学的核心标识性概念，是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并在总结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基础上凝练概括而来，具有丰富的词义承载力。还可以对原有话语在新时代赋予新的含义，例如，“革命”一词，在革命时期，强调通过暴力手段进行大规模的社会变动；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强调改革也是一场革命，注重的是对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变革；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又提出党的自我革命，则是在党的建设领域强调党的自我扬弃和辩证否定。还有积极借鉴跨学科理论，对其他学科的概念理论进行合理的移植与改造，例如，“科层制”一词来自西方经典组织学与行政学理论，现已成为学界用来分析中国共产党党员干部群体的标识性概念。总之，中共党史党建学话语体系建设应当在遵循基本建构原则基础上，综合运用多种方法加以创制。

（三）话语内容体系

话语内容体系主要解决中共党史党建学话语说什么的问题。中共党史党建学话语体系在内容上呈现为由一系列概念、范畴、命题、方法、理论组成的集合，即中共党史党建学知识理论体系的外在表达，因此建构中共党史党建学话语内容体系，最根本的是加强中共党史党建学学术体系建设。学术思想沉淀于特定概念当中，概念是学科自主知识体系大厦的基石，是学科话语体系的基本单元，是对研究对象本质特征的抽象概括。对学科标识性概念的梳理、提炼和归纳是中共党史党建学话语内容体系的基础层次，也是最重要的部分。同时，单个的概念并不能构成体系，在对概念进行梳理归纳过程中，必须对其进行种属划分，体现概念之间的逻辑关系，体现层次分明的学术纵深。

刘红凛和刘庆将党建学概念分类，即政党学基本概念、党建学理论标识性概念与核心概念、重要概念与一般概念。这一划分方式依据中国共产党在世界政党类型中的定位，从政党学的基本知识出发建立具有通识性的政党学基本概念，从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与中国化的党建知识理论体系出发建立具有鲜明标识性的元概念与核心概念，再由基本概念、元概念、核心概念等衍生党建学的重要概念与一般概念。有关概念划分方式，不仅展现了党建学知识体系的内在结构，也是党建学话语概念体系的逻辑体现，具有重要启发意义。由此，中共党史学概念体系的建立，则大致可以从历史学的基本知识出发建立基本概念，从中国近代史、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百年党史中建立理论标识性概念与核心概念，进而继续衍生重要概念与一般概念，应当是中共党史学概念体系建构的可行进路。

有学者在分析如何将政治学概念体系化、系统化时，提出应当以问题为联结建构政治学自主知识体系，对中共党史党建学话语体系建构亦有重要参考价值。任何概念的形成都是在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思维过程中被建构出来的，中共党史党建学也不例外。就中共党史党建话语体系而言，划分学科基本问题、重要问题、一般问题等问题层，进而构建以问题为纽带的概念体系，既可从学科上实现中共党史与党的建设话语的融合，避免人为地以学科切割话语，也是中共党史党建学话语从“概念孤儿”走向“概念家族”的重要路径。

（四）话语价值体系

话语价值体系主要解决中共党史党建学话语应当内含的价值意蕴问题。中共党史党建学话语体系建设要把握建构出的话语必须具有双重意蕴：其一，是中共党史党建学知识体系的外在表达形式；其二，负载着重要的政治价值。

从知识生产的原理来看，任何一门学科的知识都是通过话语形式表达出来的，话语本身就是知识。中共党史党建学话语是对中国共产党历史和自身建设过程及规律的揭示与呈现，凝聚着中国共产党丰富的历史和时代信息。例如，“毛泽东思想”是由王稼祥首先提出并由刘少奇系统阐释的关于中国革命发展道路的系统经验总结，这一概念蕴含了丰富的内容，包括中国共产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理论、军队建设理论、政策和策略、党的建设等多个方面，而这些知识通过“毛泽东思想”即可完整而准确地表达出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通过学习党史、新中国史，可以不断提升自身的思想、知识和工作本领，可以“站在历史的深厚基础上更加坚定地走向未来”。中共党史党建学话语蕴含的丰富知识，可以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及自身建设提供最直接的参考与借鉴。

中共党史党建学具有鲜明的政治属性，决定了其话语也具有特殊的政治价值。从福柯“话语即权力”命题来看，结合目前国内国际错综复杂的意识形态状况，中共党史党建学话语在加强党的领导、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建构党的优良形象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尤其是对提升中国共产党国际话语权来说，建构中共党史党建学话语，就是要让世界更好地了解中国共产党。为此，中共党史党建学在话语形式展现自身独特历史文化的同时，其话语意蕴应当更多地以全人类共同价值为导向。建构中共党史党建学话语，提升中国共产党国际话语权，应当怀有一种创造崭新的世界政党文明、政治文明的格局与追求，在世界关注的重大议题上，以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表达来阐释中国方案，彰显中国共产党的世界责任与担当。

（五）话语传播体系

话语传播体系主要解决中共党史党建学话语如何传播的问题。传播体系是中共党史党建学话语体系建设中不可忽视的一部分，且占据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就中共党史党建学话语传播体系而言，首先，在传播主体层面，中共党史党建学话语传播应当力求多元化的传播主体，多样化的传播方式；其次，在传播对象层面，中共党史党建学话语传播不仅面向国内，更要面向世界。从目前来看，真正制约中共党史党建学话语传播的是如何走向世界。近年来，为了让世界更好了解中国、了解中国共产党，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主办的“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主动设置世界各国政党普遍关注的议题，如政党责任、政党治理等，为中国共产党与世界各国政党加强交流、增进信任发挥了积极作用。

在国际传播中还有一个重要影响因素——翻译，翻译在一定程度上是阻碍中共党史党建学话语走向世界的主要原因。中共党史党建学话语中的许多政治性论述在文化层面与国外有很大差异，且在话语形式上带有鲜明中国特色，这就为国外民众带来认知上的困难。例如，如果没有对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的整体认知，国外学者面对毛泽东那句著名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的英文翻译，就会感到困惑与不解。再如，一般将“封建主义”与英文“feudalism”进行互译，但从二者表达的实际含义来看并不恰当，甚至完全相反。中共党史党建学语境下的“封建主义”指的是权力高度集中于皇帝的君主专制制度，体现的是权力的集中，而“feudalism”在英文中的含义则是指领主与封臣之间的土地分封与等级分权制度，体现的是权力的分割。如果将“反对封建主义”译作“against feudalism”，对国外学者来说，可能会产生巨大误解，因此如何在对中共党史党建学中的重要概念进行翻译时与西方话语相通约，也是中共党史党建学话语传播体系建设面临的重要任务。

（作者分别系山东大学当代社会主义研究所教授，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