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毛泽东寻乌调查九十五周年。今天，我们重温寻乌调查，不仅要深入了解毛泽东寻乌调查的历史由来和具体实践，更要充分认识这一调查在整个农村调查中、在我们党探索中国革命道路中的重要意义，从而更好地在新时代传承和弘扬好我们党调查研究的优良传统，不断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推向前进。

寻乌调查在形成毛泽东调查研究思想上具有重要地位。调查研究是共产党人的重要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这是毛泽东通过长期大量的调查研究，特别是寻乌调查而获得的一个重要认识。寻乌调查，是他在做过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永新、宁冈七个有系统的调查基础上进行的一次“最大规模”的社会调查，也是他进行的大量调查研究中十分重要而亮丽的篇章，直接推动了他对调查研究理论的深入思考和理论升华。毛泽东在寻乌调查期间，写就了《调查工作》（后改为《反对本本主义》）这一绽放着马克思主义真理光芒的哲学著作。第一，他从认识论的高度第一次鲜明提出“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的科学论断，指出“离开实际调查去估量政治形势，去指导斗争工作，就要产生唯心的阶级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导，那末（么），它的结果，不是机会主义，便是盲动主义”。纠正的方法，就是努力做好实际调查，只有这样，才能洗刷唯心精神，防止一切机会主义盲动主义错误出现，将调查研究上升到党的思想路线的高度予以重视。第二，他从实践论的高度提出“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的科学论断，指出了调查研究的根本目的和内容，“是要明了各种阶级的相互关系，得到正确的阶级估量，然后定出我们正确的斗争策略”，而“共产党的正确而不动摇的斗争策略，决不是少数人坐在房子里能够产生的，它是要在群众的斗争过程中才能产生的，这就是说要在实际经验中才能产生。因此，我们需要时时了解社会情况，时时进行实际调查”。第三，他从方法论上提出了“不做正确的调查同样没有发言权”的科学论断，指出很多人的调查方法是不科学甚至是错误的，使得“调查的结果就像挂了一篇狗肉账，像乡下人上街听了许多新奇故事，又像站在高山顶上观察人民城郭，这种调查用处不大，不能达到我们的主要目的”，进而阐明了调查研究的正确态度和技术方法，包括要开调查会作讨论式的调查、调查会到些什么人、开调查会人多好还是人少好、要定调查纲目、要亲身出马、要深入、要自己做记录，以及要把一般性的普遍调查和典型性的集中调查、把“马上观花”与“下马观花”有机结合起来；等等。这些调查研究的科学方法，成为毛泽东调查研究科学方法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以后的调查研究实践和理论论述中得到进一步丰富和发展。

寻乌调查为制定土地革命正确路线提供了重要依据。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是农民问题，而农民的根本问题是土地问题。因此，制定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土地革命路线，成为当时革命亟待解决的重要任务。毛泽东的寻乌调查，就是对寻乌县的农村和县城各阶级进行深入剖析的典型。比如《寻乌调查》中的“寻乌城”这一部分呈现出的寻乌城人口结构：城市中的地主、商人、传教士等作为统治阶级占了人口的百分之十三，农民、手工业者、游民等作为被统治阶级占了人口的百分之八十七。其中地主和商人中，反动派只是少数，一部分是中间派，一部分还是同情革命的。通过调查，他进一步厘清了农民和城市手工业者所受的剥削压迫，地主和城市资产阶级的盘剥状况，以及“下九流”阶层的意愿和诉求。同时，更深层次地认清了富农的本质及其政治态度，提出不仅要抽多补少，还要抽肥补瘦，从而使富农也能活得下去不至于反抗而倒向敌人的阵营，切实回答了能否将富农拉入革命队伍的问题；调查了小商人和手工业者的生存现状，回答了能否将其视作革命同盟者和革命的动力之一的问题；等等。这些为毛泽东掌握土地分配的实际情况，弄清楚富农同贫农斗争的关键所在，为确定土地分配中限制富农的“抽肥补瘦”原则提供了实际依据。正如他后来在《关于农村调查》一文中所说:“我作了寻乌调查，才弄清了富农与地主的问题，提出解决富农问题的办法，不仅要抽多补少，而且要抽肥补瘦，这样才能使富农、中农、贫农、雇农都过活下去”“当时有人骂我是富农路线，我看在当时只有我这办法是正确的”，据此形成了适合中国国情的土地革命路线和土地分配的正确原则，即依靠贫农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消灭地主阶级，变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的土地革命路线，形成了党在民主革命中依靠谁、团结谁、打击谁的正确路线，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

寻乌调查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奠定了重要基础。《反对本本主义》是寻乌调查的直接产物和理论硕果，与《寻乌调查》一起被称为“寻乌二著”，二者相互影响，互为支撑，通过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结合起来，探索出了适合中国国情的正确的革命道路。通过寻乌调查，毛泽东进一步了解了中国国情，深入思考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的关系，明确指出，“我们说马克思主义是对的，决不是因为马克思这个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为他的理论，在我们的实践中，在我们的斗争中，证明了是对的。我们的斗争需要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的本本主义”，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提供了实践基础和理论引领。

（作者系赣南师范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