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传播能力是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进国际传播格局重构，创新开展网络外宣，构建多渠道、立体式对外传播格局”。当前，国际格局深刻变革，中国同世界的联系日趋紧密，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是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客观要求。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构建更有效力的国际传播体系”，这要求我们洞察国际传播形势，并从历史中汲取宝贵经验。回望党的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历程，其战略意识的系统性萌发可追溯至土地革命时期。这一时期，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党通过一系列创新举措，在革命根据地和海外构建报刊矩阵，在国统区搭建隐蔽传播通道，在沦陷区开展抗争叙事，初步形成多线并进的立体化传播格局，有效提升了党的国际形象和影响力。
树立战略意识，打破国际传播壁垒。土地革命时期以前，党尚未树立明确的国际传播意识。大革命失败后，党的宣传机构遭到严重破坏，宣传鼓动工作一度陷入停顿状态。面对国民党的军事“围剿”和妖魔化宣传，党的声音难以传递至国际社会，更遑论争取国际支持。为改变这种状况，党在六届二中全会强调在目前政治形势下加强宣传工作的重要性，认为“忽视宣传工作，是党在全部工作上一个大的损失”“党必须加紧宣传工作，积极与以往的弱点斗争，方能适应目前革命形势的需要”。此后，外宣工作被提及的频率日益增加，一些党的通告、宣言、决议案等也注意面向国外或境外发表。同时，先后成立多个兼具外宣功能的对外交往机构，如1931年在江西瑞金成立的“中华苏维埃政权人民外交委员部”，延安初期“在西北办事处下设立外交部”等。
善借“外力”“外嘴”，开拓国际传播局面。一是借力共产国际开展国际传播工作。土地革命时期，受各方面条件的限制，党在国内开展国际传播的空间十分逼仄，实质上承担着相应协调组织任务的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代表团依托共产国际的各种国际交往平台，借用其创办的《共产国际》《国际新闻通讯》等刊物，大力宣传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同时，由代表团主持创办的《救国时报》和《全民月刊》，也成为党在海外进行宣传和统战工作的中心阵地。二是广泛吸纳国外进步人士参与国际传播。典型的事例是中共中央落脚陕北后邀请外国记者到苏区访问。此外，在特定情形之下，党还直接吸纳外国进步人士从事国际传播，如西安事变期间邀请德国人王安娜参与西安广播电台对外英语广播。事实证明，这种做法不仅取得了极为显著的成效，也弥补了当时外宣人才和条件匮乏的短板。
兼用多种传播方式，打通公开与隐蔽渠道。一是大众传播媒介的国内外铺展。大革命失败后，党一方面开拓了赣南闽西苏区，一方面在白色恐怖之下努力做好国统区工作。无论在苏区还是国统区，党均对开拓国际传播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尝试，印发相关文件并组建起多个宣传机构，如苏区的红色中华通讯社、国统区秘密组织的中国工农通讯社。即使在已沦陷的东北地区，中共满洲省委和东北抗日义勇军等也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对外宣传。党内干部还常常采用化名、笔名的方式发表文章。二是人际传播、组织传播的拓展性运用。中共六大闭幕后党开始在共产国际设立代表团，其间，瞿秋白撰写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纪念彭湃》和《中共党史纲要大纲》，邓中夏撰写了《中国职工运动材料汇录》《苏兆征传略》及《中国职工运动简史（1919—1926）》（未完稿）等著作。这些著作成为宣传中国革命的重要材料。组织传播方面采取的形式主要是出席重要国际会议。据不完全统计，仅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三届二十三人，出席共产国际、联共（布）会议就达十五次，一百人次以上。
这些探索与实践，对于今天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具有重要启示。
坚持党的正确领导是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根本保障。土地革命时期党的国际传播工作绝境逢生，其发展态势与党正确路线方针的形成是一致的。1931年之前，党面临的严峻的生存风险以及当时的党内错误路线，使得对内的“很多政策在制定不久之后都流产中辍”，更无力构建专事国际宣传机构。随着根据地事业的发展和中华苏维埃政权的建立，国际宣传逐渐得到重视，多线并进的立体化传播格局逐步搭建。新时代的中国是紧密联系世界的中国，中国故事、中国理论、中华文化要在国际交流与互鉴中走向世界，必须继续发扬党的这一政治优势，不断加强党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领导，完善国际传播工作体制机制，增强对外话语的创造力、感召力、公信力，开创国际传播新局面，推动中华文明走向世界。
创新国际传播方式，建好新变化下的传播链路。土地革命时期，党通过大众传播、人际传播、组织传播等多种形式，以借力共产国际、派遣党内优秀人才旅外等多种方式拓展国际传播渠道，突破了国民党的一道道封锁，才使中国的真实情况和国民党的反动本质逐渐被国际社会所知悉。当前，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一方面，西方国家通过媒体、智库、社交平台等渠道，试图构建涉华负面叙事。另一方面，技术革命与产业革命迭代更新，信息传播载体和方式发生深刻变革。我们必须以系统性思维构建更具韧性的传播体系，建设多层次、全方位的国际传播矩阵，将技术优势、制度优势转化为国际传播效能，推动国际传播从“被动应战”到“主动引领”的跨越。
培育发掘坚守“中国心”的国际传播人才队伍。与国际传播阵线的国内外铺展相适应，土地革命时期参与国际传播的群体构成也呈现多元化特点。除党的领导人外，还吸纳了爱国民主人士、国际友人。就数量而论，留学生和海外华人华侨占比最高，他们是沟通中国革命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重要桥梁。新时代的国际传播更应充分发挥多元主体在国际传播中的作用，建立一支具有坚定信念、专业化的国际传播人才队伍，不断提升国际传播从业队伍的传播力，既能用中国理论回答中国问题，又能结合国外受众的思维习惯，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国际传播话语体系。同时，要汇聚更多社会力量，建设起广泛的国际传播“统一战线”，邀请更多“新时代的斯诺”，探索外国人讲中国故事的新路径。
（作者单位：江西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