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二十大报告指出：“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长期探索和实践基础上，经过十八大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我们党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一论断勾勒了新中国探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光辉历程。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提出了实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国家转变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两个转变”。一面推动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一面推动从农业国到工业国的转变，擘画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伟蓝图，推进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并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
擘画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伟蓝图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中国共产党人矢志不渝的追求。新中国成立初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围绕建设什么样的新中国、怎么建设新中国作了认真思考与积极筹划，提出了经济技术层面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奋斗目标、总体层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伟蓝图与国际地位上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美好理想。“四化”目标定位在二十世纪末达成，强国建设、赶超发展目标则以新中国成立一百年为期。中共在执政之初，即带领人民朝着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
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奋斗目标。中共对“现代化”概念与内涵的认识是不断拓展、深化的。初期的提法是“工业化”，1952年中共中央提出“一化三改造”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其中的“一化”即为“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毛泽东在1951年底曾表示“准备以二十年时间完成中国的工业化”。在提出“工业化”的“一化”后，中共又先后号召把我国建设成为具有二个、三个、四个现代化的国家。1957年6月，周恩来在全国人大一届四次会议上所作《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化工业和现代化农业的社会主义国家”。1957年底，刘少奇在中国工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祝词中提到“将我国建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强国”。1960年初，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1964年12月，周恩来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所作《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四个现代化”的说法至此定型。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伟蓝图。按照“两个转变”的思想，毛泽东多次阐述了“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变”问题，谈到了建设近代化国家、现代化国家思想，他于1954年8月称“中国是农业国，要变为工业国需要几十年”“至于建设近代化的国家，那需要很多的时间、精力”。同时，他从后一转变视角提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等。按照其设想，经过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三年和三个五年计划，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打下基础；经过五十年即十个五年计划“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1956年4月，他在《论十大关系》等讲话中号召“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且认为“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在中国，五十年不行，会要一百年”。在整合建设社会主义国家与实现现代化双重目标的基础上，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伟蓝图。随着从单一“工业化”到四个“现代化”的拓展，强国目标亦从“社会主义工业强国”转向“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1964年12月，毛泽东在审阅政府工作报告草稿时加写了以下文字：“必须打破常规，尽量采用先进技术，在一个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强国。”毛泽东对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长期性有所认识，但又有“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急迫心情。
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美好理想。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重要目标，是赶超欧美先进国家，走近世界舞台中央，提升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的贡献度与引领力，提升中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与影响力。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高度重视提升国际地位与国家形象，多次表达了赶超欧美发达国家、赶超世界先进水平的雄心壮志。1955年10月，毛泽东表示希望通过“几十年”以至“一百年”的努力“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富强的国家”。1956年11月，他在《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中指出：“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实现赶超发展与提升对于人类的贡献，关键在于科学技术。为此，国务院集合全国几百名优秀科学家制定了《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修正草案）》，提出了“迎头赶上，重点发展”的方针和科技方面尽快接近世界先进水平的措施。
探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推进路径
实现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必须走中国道路，必须弘扬中国精神，必须凝聚中国力量，必须坚持和平发展。对此，中国共产党人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就有着清醒的认识，并进行了积极探索。
探索中国道路。新中国刚刚成立时，在生产关系及上层建筑领域进行了有别于苏联的探索，我国建立的人民民主专政“不是资产阶级专政”，近似于苏联的苏维埃制，“但与无产阶级专政的苏维埃制也有区别”；实行的社会主义改造也有自己的特点，速度大大快于苏联且比较平稳。但在经济建设领域，一度存在照搬苏联计划经济模式的失误。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后，中共对苏联“走了弯路”进行了深刻反思，认识到不能照搬苏联，认识到“革命和建设都要靠自己”，开始致力于全面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8月，毛泽东在修改中共八大政治报告时指出：“不可能设想，社会主义制度在各国的具体发展过程和表现形式，只能有一个千篇一律的格式”，我国民主革命的过程、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都“有自己的许多特点”“将来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以后还会继续存在自己的许多特点”。稍后，他指出：“一九五六年四月的《论十大关系》，开始提出我们自己的建设路线，原则和苏联相同，但方法有所不同，有我们自己的一套内容”“一九五七年，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报告中，讲了工农业同时并举、中国工业化的道路、农业合作化等问题”。随着对现代化的认识从“一化”发展为“四化”，道路表述也从“中国工业化的道路”拓宽为“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1963年3月，朱德提出“我们要找出一条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1965年底，他又提出“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可见，中共对探索“有自己的许多特点”的现代化新路有着强烈的意愿，进行了认真的思考，并付出了艰巨的努力。
弘扬中国精神。要改变旧中国“一穷二白”面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必须传承中华民族精神与红色革命精神，始终保持党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毛泽东指出：“提高劳动生产率，一靠物质技术，二靠文化教育，三靠政治思想工作。后两者都是精神作用。”他强调，“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艰苦奋斗是我们的政治本色”“要保持过去革命战争时期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那么一种拼命精神”。他还为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农村整治山水的典范——山东省莒南县厉家寨题写了“愚公移山，改造中国”的批示。刘少奇、周恩来都谈及要发扬愚公移山精神，推进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坚决搬掉“经济贫穷和文化落后”两座大山。这一时期形成和培育了抗美援朝精神、红旗渠精神、大庆精神、焦裕禄精神、雷锋精神、“两弹一星”精神等伟大精神。
凝聚中国力量。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必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毛泽东强调：要建成“一个强大的高度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国家”，“必须很好地处理我国人民内部的关系——特别是工人阶级和农民之间的关系，很好地处理我国各民族之间的关系”。他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了“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基本方针；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号召“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靠全体人民的团结奋斗“创造出一个富强的国家”；在中央工作会议的讲话中，强调“要团结全党和全体人民”“把中国建设好”。刘少奇在中共八大上所作政治报告中强调，建设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必须用最大的努力加强党和群众的团结”，要“使一切积极因素都能够动员起来，使他们对于建设社会主义的事业都能贡献一份力量”。周恩来在传达毛泽东关于十大关系讲话时提出，要“调动一切力量为社会主义服务”，不仅调动“一切积极的因素”，还要“变消极为积极”。
坚持和平发展。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既是针对国内讲的，也是着眼于国际角度的一种提法，即尽可能争取有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国际环境，尽可能争取国际进步力量的支持，同一切愿意和平的国家团结合作。毛泽东多次表达了同各国和平相处的良好愿望。他指出：“中国是农业国，要变为工业国需要几十年，需要各方面帮助，首先需要和平环境。”针对国际上有关中国将来强大了会给世界造成威胁的说法，他强调：“我们是马列主义者，我们的国家是社会主义国家，不是资本主义国家，因此，一百年，一万年，我们也不会侵略别人。”周恩来指出，中国人民深知要搞好建设“和平是一种绝对的必需品”；“我们愿意同一切国家和平相处，包括美国在内……铁幕或者竹幕不在我们这里”。1953年12月，他代表中国政府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后来写入次年6月28日发表的中印联合声明；五项原则充分展示了新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同各国友好合作和促进世界共同发展的决心。
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探索初见成效
新中国成立初期，以“两个转变”“四化建设”为重要内涵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从“以苏为师”转向“以苏为鉴”为表现形式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收获了宝贵的经验。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探索初见成效。
实践探索卓有成效。1956年底基本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建立起生产资料公有制、按劳分配等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基本框架得以确立，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深刻而广泛的社会变革。社会主义制度“更能够适合生产力发展”的优越性很快得到了显现，生产力得到了快速发展，建立起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之际，刘少奇撰文指出：新中国成立的最初三年顺利完成了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使工农业生产一般地达到了和超过了旧中国的最高水平。1953年至1957年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使工业总产值增长了141%，农业总产值增长了25%；现代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从1952年26.7%，提高到1957年的40%。周恩来1959年10月6日在《人民日报》发表《伟大的十年》一文写道：从1950年到1958年的九年中，我国工业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28%；工业总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所占比重从1949年的30%，提高到1958年的63.6%，我国工业化的基础已经建立了起来。
理论探索颇多创获。毛泽东提出根据进入社会主义的新情况，“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以1956年4月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为标志，中国共产党人开始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并建构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理论与话语体系。开国领袖们宣示“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中国的前途就是搞社会主义”，绘制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总蓝图与路线图；关注“人口众多”国情、提出“共同富裕”论断、兼重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号召使祖国“到处都很美丽”、倡导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表明了对中国式现代化具有中国特色的初步思考；提出了社会主义分为不发达的社会主义与发达的社会主义两个阶段、“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或“有自己的许多特点”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解放生产力、社会主义制度确立后党和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把我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工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关键在于实现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价值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等重要观点。所有这些，为后来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探索奠定了基础。
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踏上了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新的赶考之路”，正信心百倍推进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